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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巴蜀重建大汉以来，南汉国祚已有七载，期间天子刘羡为了规范官场，树立官风，已经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事关各方面的典章制度，诸如在律法上推出《子雅律》，在考绩升迁中引入九班法、二互法，在军队建设中推行勋爵制、军坊制，在财政上又试图恢复钱政、盐政，新近又发出了释奴诏这样的诏令。自秦汉以来的皇帝之中，论对制度的关注之深，恐怕只有汉武帝与魏武帝才能够与之比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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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主要是得益于刘羡从小的史学教导，陈寿作为当代最后一个公认的史学大家，为了撰写《三国志》，搜罗了大量的历史资料。虽然旁人往往会过于关注英雄在历史上的作为，但刘羡跟随陈寿学习，逐渐领悟到，英雄分两种，所谓时势造英雄，英雄造时势。其实时势就是成熟的制度，前一种被制度催生的英雄，是可以替代的，而后一种能催生制度的英雄，才是举足轻重的。
因此在称帝以后，刘羡征战的频率明显放缓，这不仅是因为国库空虚的限制，也有刘羡本人对政治的考量。他醉心于打造出一个稳定的政治框架，来解决前晋的各种弊病。总体来看，也颇有成果，至少在当世的所有政权之中，称得上独树一帜。
可万事皆有利弊，刘羡这些年颁布的新规过多，加上扩张过快，导致许多人对新制并无敬畏之心。他们无意了解天子的种种苦衷，只道这些天子的奇思妙想，就好比夏日的季风，吹一阵就过去了。
再加上人性本就汲汲于名利，一旦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，又没有足以警省的案例在前，魏晋留下的官风复萌，也就是可以预见的事了。
尤其是这些年，刘羡在处罚一些犯错官僚时，采用的手段都是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就连卫博皇甫重谋反这等大案，处理竟然也没有株连三族，更让许多官吏暗中庆幸，认为天子顾念旧情，天下又没有一统，还要靠他们打江山，只要不犯什么大错，贪污些许钱财而已，能有什么大事？
故而当卢志将三件贪污案公然在朝会上提出，请天子下令严查时，许多人都不敢置信。
卢志并非是随天子征战的元从，加入朝廷的时间甚至比李凤还晚，若非刘羡一力提拔，以他的资历，怎能做到如此高位？所以官场上的官吏大多心中有数，卢志的态度大概就是天子的态度，若没有天子首肯，他绝不会主动提及此事。
所以天子还没开口，百官便知道，这三件案子是绝难善了了。
但考虑到天子以往的宽容态度，还是有不少人怀有侥幸心理，试图转圜一番，毕竟查案也有不同的查法，有从轻的查法，也有从重的查法，这往往是有很大区别的。
如侍中范贲就先问卢志道：「卢使君，此事罪证确凿么？事关朝廷大员，为何不先告知廷尉与御史台，进行会审取证？廷尉府负责刑狱断案，御史台负责监察弹劾朝廷百官，等正式定了罪后，再行上报陛下，也不迟吧。如此突然，就要给这么多朝廷官员定罪，恐怕不能服众吧？」
范贲的态度看上去是非常公事公办的，但潜台词却很明确，不过是查案而已，何必弄得如此兴师动众，以致于在朝会上进行公开？这无疑是不给涉事方留任何的余地，绝非高明的政治手段，反而会引起人人自危。
对于这种指责，卢志早有应对，他对范贲道：「在下乃荆州刺史，受陛下之命，监察荆州上下官僚，有断狱之权。对所报之事，自然是有人证罪证在手，方才能奏报，相关人证画押的卷宗，我也已经带来了。而所报之案件，也皆是荆州之事，并无逾权之举。之所以向陛下禀告，正因事关重大，非天子不能权衡利弊。而天子如何处置，是否要交予三司会审，臣子何以能置喙？陛下若有命令，臣谨遵诏命便是。」
卢志的应对非常得体，他先是声明了自己的职责所在，然后表示任何人都可以查阅相关的案情，以此表示自己才是真正的公事公办，并无私心。然后又暗讽范贲逾矩，且太过拉帮结派，以致于目无君上。
这话范贲当然不能接，他只能对刘羡表忠道：「陛下，臣并无他意，倘若卢使君的这几件案情确凿无疑，自当惩治，并无不妥。但眼下天下未定，将士们出生入死，所为者何？无非就是功名与富贵而已。这几案虽有贪鄙之嫌，但没有害命之过，倘若严加惩治，恐怕有违军心，最好是从轻发落。」
刘羡并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直接询问李赐道：「廷尉有何看法？」
李赐身为廷尉，掌管朝廷刑狱，对于朝廷的律法自然是滚瓜烂熟了，他为难地看了眼左右，心里挣扎一番后，还是说道：「陛下，臣自然以为，该依律而行。」
「按律当如何处置？」刘羡又问。
李赐道：「陛下，按照元年制定的《启明律》来看，凡是犯有贪污罪行之人，都当判处流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