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章坎坷的胜利（34）胜利之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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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九章坎坷的胜利（34）胜利之日(第1/2页)
    万里之外的山城重庆。
    到处的广播，都在播放蒋中正发表的《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》。消息其实提前就已经传出了，报童们在大街小巷奔走呼号，扬着手里油墨未干的号外，嗓子喊得嘶哑：
    “号外！号外！日本投降矣——！“
    数十万山城市民，开始拥上街头，大肆庆祝。
    各种象征胜利的V字形布置，已无处不在：挂在门楣上，画在墙壁上，剪成纸花贴在橱窗上。马路上挤满了自发游行的人群，大家斗狮舞龙、载歌载舞，张灯结彩，敲锣打鼓。庆祝胜利的爆竹声，一阵接一阵，简直震耳欲聋，硝烟在整条街整条街的上空弥漫，熏得人眼睛发酸，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家。
    民生路这边，几辆正行驶的美军吉普车，陷进了人海，进退不得。
    车上的美国大兵们等了一会儿，干脆一个个跳下车来，把钢盔摘了拎在手里，见人就握手、拥抱，同不相识的市民互相拍打着肩膀，欢快之情溢于言表。有人把中国孩子举上肩头，有人被塞了一手的糖果和香烟，怎么推都推不掉。
    已脱离驻印军的田申，穿过这一片欢腾迭起的人海，去到了曾家岩的南方局。
    他把杨希真托付顾岩盛转交的那本战法，还有那包津贴，双手呈交上去，郑重地报告：这是替飞机失事牺牲的地下党员袁立铭上交给组织的。
    接待的同志翻开那本战法，一页一页地翻看，手指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上停了许久，抬起头时，眼眶已经红了。
    离开南方局后，受外面狂欢人群的感染，田申也一头扎了进去，同素不相识的人们一起喊着、跳着，把帽子抛上了半空。经组织介绍，他将先进入南方局军调处执行部工作，未来再调入炮兵部队，发挥自己的专长。他说，这是除了日本人投降之外，值得高兴的，第二件喜事。
    陕北，延安。
    各界群众当晚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抗战胜利火炬游行盛会。
    被召到延安学习、即将前往东北开展新工作的鲁云飞，站在人群之中，感慨地看着那潮水似的人流从面前经过。千百支火炬举着，火红的游行队伍如巨流般从城外涌过来，火焰连成一片，映红了波光粼粼的延河水，映红了巍巍的宝塔山。
    机关、部队和群众自发组成的秧歌队、腰鼓队，纷纷走上街头。锣鼓声里，人们尽情地奔跑、欢呼、歌唱、呐喊，脸上的泪水和着笑容往下淌。
    美军延安观察组的成员，以及驻延安的外国记者们，也乘着汽车赶来，挤进人群里，高唱着中美两国的歌曲，随着秧歌队扭起了秧歌，动作僵硬，节拍全乱，可谁也顾不上这些。
    整个晚上，延安灯火彻夜通明，庆祝活动通宵达旦，成了欢乐的海洋。
    那一夜宝塔山的影子，倒映在延河里，随着火光，一晃，一晃。
    泰国，曼谷。
    一间不起眼的斗室里，已预判会失败、无比失落与惊恐的辻政信，正把最后一些个人物品，一样一样地装进一个木箱。
    那木箱上，已经提前写好了几个字——
    “故陆军大佐辻政信の遗物“。
    装好箱子，他脱下一身军服，叠好，压进箱底，再换上早已备好的一身僧袍。镜子里的那个圆脸男人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个面色枯槁的“出家人“。
    他准备诈死，扮成和尚，化名青木宪信，先躲起来。
    等风头过去，他还要回去，回到那座山里去，挖出他的金子。
    昆明城内，翠湖边，一座安静的宅院里。
    顾岩盛正趴在桌前，给大洋彼岸的托尼写着胜利贺信。
    信里，他告诉托尼：他们又有见面的机会了，待联大的学业完成，他就准备到美国留学，方向，是杨老师临别时推荐给他的那个领域：高能物理。
    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走。写到最后，他加了一句：
    “杨先生说过，挑美国人最尖端的领域去学。等学会了，我会回来。“
    同一座城，另一个院落。
    回国近两年的穆旦，这会正蹲在一个火盆边。
    他手里捏着一叠诗作抄稿，都是已完成、却尚未正式发表的。火盆里的纸灰已经积了薄薄一层。他又从怀里抽出一份号外：“日本投降矣“，看了一眼，把它叠好，压在最底下，然后，连同那叠诗稿，一起点燃了。
    火苗蹿起来，映着他的脸。
    他望着火，开始低声诵吟那首他写了很久很久、要献给亡灵袍泽们的祭诗：
    《森林之魅——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》
    森林∶
    没有人知道我，我站在世界的一方。我的容量大如海，随微风而起舞，张开绿色肥大的叶子，我的牙齿。没有人看见我笑，我笑而无声，我又自己倒下去，长久的腐烂，仍旧是滋养了自己的内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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